我們來做一個思想實驗。
假設有一天,你回到家,發現所有家族照片被收走了。你的母語被禁止在學校使用,你的孩子只能用另一種語言上課。你信仰的宗教場所被拆除或改建成停車場。你的鄰居、親戚,有些人莫名其妙消失了,去了某個「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但沒有人知道他們什麼時候能回來。
這不是反烏托邦小說的情節。這是過去將近十年來,中國新疆維吾爾族每天面對的現實。而最讓人心寒的是——全世界基本上都知道這件事,但實質上能改變的,少之又少。
所以,維吾爾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讓我用最直白的方式講。
中國政府從大約 2017 年前後開始,在新疆大規模建設所謂的「再教育營」。根據多方調查報告與衛星影像,估計有超過一百萬維吾爾族及其他突厥裔穆斯林被關押在這些設施裡。北京官方的說法是「職業技能教育培訓」,目的是「去極端化」。但從倖存者的證詞、外洩的內部文件(像是被稱為「中國電文」的機密檔案),我們看到的是一套系統性的文化清洗工程。
這套工程包含什麼?大致上有幾個層面:
語言的消滅:維吾爾語在學校教育中被大幅削減,取而代之的是普通話教學。年幼的孩子被送進寄宿學校,與家庭隔離。
宗教的壓制:清真寺被拆除或監控,齋戒月期間的宗教活動受到限制,蓄鬍、戴面紗等行為被視為「極端化」的標誌。
監控的無所不在:新疆成了全球最密集的監控實驗場,人臉辨識、手機掃描、DNA 採集、社區網格化管理,每一個維吾爾人的日常都在數位全景監獄裡。
強迫勞動與人口控制:有報告指出維吾爾族被大規模轉移到中國其他省份的工廠工作,同時維吾爾族婦女被強制安裝宮內節育器或進行絕育手術,出生率在幾年內急劇下降。
我知道這些讀起來很沉重。但這就是正在發生的事。
那國際社會做了什麼?老實說,不夠多
你可能會想:「這麼嚴重的事,聯合國、歐美各國不是應該出來管嗎?」
有,但效果非常有限。
美國在 2021 年正式認定中國對維吾爾族的行為構成「種族滅絕」,歐洲議會也通過了相關決議,一些國家對新疆相關官員和實體實施了制裁。2022 年,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終於發布了一份報告,認定新疆存在「嚴重侵犯人權」的行為,可能構成「反人類罪」。
但然後呢?
中國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擁有否決權。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是無數國家最大的貿易夥伴。當人權與商業利益放在天秤的兩端,很多國家選擇了——嗯,你懂的——「表達關切」然後繼續做生意。
我自己觀察到一個很殘酷的模式:每當有新的證據或報告出來,國際媒體會報導個幾天,社群媒體上會有一波討論,然後熱度消退,大家又回到自己的日常。維吾爾人的苦難變成了一個「大家都知道但沒人真正解決」的背景噪音。
流亡中的文化保存:最後一道防線
這篇原始報導裡有一句話特別刺痛我:「如果國際社會無法阻止北京的暴行,那麼請幫助我們在流亡中保存中國正在抹去的一切。」
這是什麼意思?就是說,當你連阻止壓迫都做不到的時候,至少幫我們把語言、音樂、文學、歷史、記憶保存下來。
散居在土耳其、哈薩克、歐洲、北美等地的維吾爾僑民社群,正在做這件事。他們錄製傳統音樂、整理口述歷史、翻譯維吾爾語文學作品、建立線上教育平台讓下一代能學習母語。這些努力聽起來很「軟」,但在文化滅絕的脈絡下,每一首被記錄下來的民謠、每一個被寫下來的故事,都是一種抵抗。
想想看,猶太人在大屠殺期間和之後,花了多大的力氣去保存記憶和文化。藏族流亡社群數十年來在達蘭薩拉做的事情,也是類似的邏輯。文化一旦斷裂,要重建幾乎是不可能的。
這跟我們有什麼關係?
我住在台灣,你可能也是。你可能會覺得:「新疆離我很遠,這跟我的生活有什麼關係?」
我認為關係比你想像的近。
首先,台灣本身就是一個長期面對中國壓力的社會。理解北京如何對待其治下的少數族群,對我們思考自身處境是有參考價值的。
其次,你手上用的很多產品——從棉花製的衣服到電子產品中的多晶矽——都可能跟新疆的供應鏈有關。這不是要讓你有罪惡感,而是讓你知道,全球化的世界裡,我們其實都是這個系統的一部分。
最後,也是最根本的:當一個政府可以對自己的公民做這種事而不受到真正的後果,這對全世界的人權標準都是一種侵蝕。今天是維吾爾人,明天可能是其他人。這不是危言聳聽,這是歷史反覆教我們的事。
溫馨提醒
我不會假裝有什麼簡單的解方。但我覺得,至少我們可以做到幾件事:持續關注、不要讓這個議題從公共討論中消失;在消費時多留意供應鏈的透明度;支持那些在做文化保存和人權倡議工作的組織。
沉默從來不是中立。在這種規模的壓迫面前,沉默就是站在壓迫者那一邊。這句話可能聽起來很老套,但有些老套的話之所以一直被重複,是因為它們一直都是對的。
延伸思考與常見問題
- 「種族滅絕」的法律定義到底是什麼?為什麼有些國家認定中國的行為構成種族滅絕,有些國家卻只稱之為「嚴重人權侵犯」,兩者的差異和政治意涵是什麼?
- 維吾爾族是誰?他們的語言、宗教、文化背景跟中國漢族有什麼不同,為什麼會成為北京「再教育」政策的主要對象?
- 國際社會對一個擁有安理會否決權的大國進行人權制裁,實際上有哪些可行的機制和工具,這些工具的效果與局限性又是什麼?
